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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以宁政府管少一点让企业真正成为企业

2018-08-10 20:42:35

厉以宁:政府管少一点让企业真正成为企业

我认为要回归实体经济,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信心。

近年来,有一种论调影响了我们的企业家,也影响了很多人,即中国的红利已经没有了——人口红利没有了,当初是廉价的劳动力给我们创造了人口红利,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;资源红利没有了,因为土地都用得差不多了,或者说土地越来越贵了;改革红利没有了,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曾经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,但是它们的潜力渐尽,使用完了。

这使得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感到利润空间在逐步缩小,导致信心不足。一部分转移到比我们晚发展的国家去了,比如越南、柬埔寨、印尼等等,因为在那里还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。还有一部分就把资金转到了虚拟经济领域,因为实体经济领域准入门槛高,进入不容易,而虚拟经济没有这么高的门槛,什么炒股、炒房子、地下金融等都行;而且实体经济进去后退出难,虚拟经济既可以自由进入,又可以自由退出。我在调查中发现,一些很大的企业,现在只是一个平台,并不从事很多生产,利用各种关系到银行取得贷款,然后在子公司从事地下金融的放贷。这对实体经济是非常有害的。

另外

厉以宁政府管少一点让企业真正成为企业

,资源红利没有了怎么办?改革红利没有了怎么办?这些都困扰着他们。

但对这些问题,一定要有新的认识。发展优势的丧失,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,不能总是依靠廉价劳动力,要转型,新的红利才会产生。我们新的人口红利、资源红利、改革红利正在产生。

新的红利正在产生

什么是新的人口红利?我们大量的技工已经成长起来,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就是技工时代的开始。东南亚国家的技工水平不如我们,与发达国家相比,我们的差距并不太大,但技工成本比他们低得多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。将来东南亚国家的技工成长起来怎么办,那时候我们又前进了,从技工时代转入高级技工时代,将来再转入专业人才时代。所以说,新人口红利正在产生。

资源红利方面,新的资源红利跟旧的资源红利的区别在哪里?主要在科学技术上。要有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,就会产生新的资源红利。比如新能源,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海水淡化来解决水资源的短缺问题。

改革红利方面,原有的政策到一定程度以后,潜力自然就发挥得差不多了,就需要有新的改革措施,新的改革措施出来以后,人口红利、资源红利自然就会不断产生。

当前最要紧的五项改革

当前最要紧的改革是什么?政府管得太多。政府管少一点,让企业真正成为企业,不仅民企,国企也一样。国有企业应该是独立的、自主经营的企业。国家管什么?管国有资本。管国有资本的配置、考核、运营状况。国有资本的升值不比具体管理一个企业更重要吗?

还有什么要改革?城乡二元体制。为什么1979年以后改革进行得这么快?因为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,民间蕴藏的积极性靠什么?靠政府发现、调动、规范化,农业承包制就是一个例子。

这告诉我们,改革要调动民间的积极性。民间积极性一调动,整个经济就起来了。所以实体经济的回归,重要的是要增加大家的信心。到国外去投资或转移企业也行,但是要有新的认识,也不要灰心,要知道这不是中国将来的主要方向,主要方向是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。

还有一个问题。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中等收入陷阱。这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,它认为,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,人均收入达到4000~5000美元后就停滞不前了,陷入中等收入陷阱。这种看法是不对的。任何发展阶段都有陷阱,岂止中等收入阶段,低收入阶段陷阱更普遍,很多国家长期停留在人均GDP 1000多美元以下,这么多年没发展起来。大约1.2万美元以后,算高收入阶段,很多国家到了1.2万美元以上,还不是一样存在许多问题?比如南欧的一些国家、日本。

实体经济发展,靠什么?靠制度创新、产业升级。不仅实体经济要回归,还一定要转型。转型靠什么?真正要制度创新和产业升级,要靠一些强大的企业。要自主创新、要产业升级,就在于市场。中国一定要扩大内需,扩大内需靠什么?扩大内需靠的,最重要的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。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原因是什么?我们可以用三个资本概念来解释。

第一个资本概念:物质资本,即货币投入转化为厂房、机器设备等。第二个是人力资本,技术、教育水平、经验、智慧。第三个资本概念是社会资本。这里谈的社会资本,并不是目前舆论经常提到的民营资本、民间资本;社会资本是个无形的资本,是人际关系,是人的信誉。比如浙江人为什么生意做得好?因为他们有充足的社会资本。浙江人到外国去发展,他的同乡关系、家族关系,和本人的信誉,都在帮助他,生意很快就做起来了。这就叫社会资本。

但比较一下三种资本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,与城市相比,农村的这三种资本都是弱的。比如,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,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,我要创业,一抵押,钱就到手了。农村呢?土地是集体所有制,承包地和宅基地都没有产权,只有使用权,在宅基地上盖房子,不管盖得多漂亮也不能抵押,没有物质资本。所以,农村人除了空洞的、名义上的集体所有权以外,土地、房子对自己没有太大的意义,不能抵押不能转让,连出租都很困难。

所以对农民来说,要增加他的物质资本,让他能够创业,创办小微企业,则必须有三权三证。承包地、宅基地、房子都要有使用权和使用权证。土地确权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不能任意侵占,且便于土地流转,并在农村金融比较发达的地区逐步推广,这样农民就会富裕了。

人力资本为什么差别这么大?因为城市的中小学,质量好、师资水平高、设备齐,而农村则不行。所以农民的孩子受教育的程度和水平跟城市没法比,没有人力资本。

社会资本方面,城里人要进入市场,朋友、亲戚、亲戚的亲戚,总能找人拉一拉、带带路。农村则不行,一个山沟里全是穷人,谁也没有闯过市场,找谁?

所以,要通过土地确权来解决农村的物质资本问题;通过教育资源有效配置来解决农村的人力资本问题;鼓励农民到社会去闯,鼓励他们办小微企业,慢慢积累来解决农村的社会资本问题。

中国的贫富差别,特别是城乡,还有第二个问题:二次分配有问题。西方人一次分配不足,二次分配补,来缩小差别。中国至少到去年为止,二次分配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。为什么?社会保障的待遇不一样。比如教育经费的分布、文化经费的分布、医疗资源经费的分布,城乡的人均是不一样的,差距都很大。

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,农村才会越来越好。

此外,城镇化,中国要有中国的特色。在新的改革中,中国不能学西欧。西欧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,200多年来把城市弄得,贫民窟、工厂污染等,有钱人就往城外搬,穷人就进城,这是反城市化。中国更不能像它,80%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城市里,那是不行的。假定中国将来有15亿人,80%就12亿人住在城里,中国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?生活质量下降,谁愿意住在城里?

中国式的城镇化,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,等于老城区+新城区+新社区。老城区是多年以来形成的,要改造棚户区、工厂外迁,建设适合人居住的商业区、服务区。新城区就是开发区、试验区、工业园区、物流园区等。新社区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,其着重点有二:一、公共服务到位;二、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。

如果上述方面都能做到,则我们不仅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,而且将来进入高收入阶段后,仍然会不断地前进。

原题:民间积极性一调动,整个经济就起来了

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著名经济学家、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 厉以宁

来源:人民-中国经济周刊

【作者:厉以宁 】 (:宋韶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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